2011年4月7日，上海欧洲学会与上海社科院欧亚所联合举办学术交流活动，欧洲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爱默森（Michael Emerson）应邀就阿拉伯世界变局及其影响问题作主题报告并同与会的专家学者交流。伍贻康、张祖谦、余建华、曹子衡、叶雨茗、杨海峰等10余人出席交流活动。爱默森的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一、历史就是不可预见的成为了不可避免的
席卷北非中东的动荡几乎波及了该区域的所有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世界在发生深刻的政治变革。2010年底开始的北非中东变局虽然出乎人们意料，不过“历史就是不可预见的成为了不可避免的”。究其原因，第一，与其他有些学者不同，爱认为，这场阿拉伯人反抗并不具有特定的伊斯兰性或阿拉伯性，更多反映的是当地普通民众反抗所在国体制的腐败、无效与残暴。这些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体制存在很大差异。突尼斯、埃及现在属于后革命的新国家，巴林、叙利亚属于压力下的威权体制，摩洛哥、约旦是希望进行宪法改革的君主制国家，沙特阿拉伯是极端保守君主制国家，利比亚处于“偏执狂”独裁，而也门则是潜在的失败国家。但所有这些国家在缺乏良好治理这一点上则是完全相同的。此外，非常突出的一点是这些国家里的许多青年人学校毕业后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这成为极大的社会问题进而引发政治问题。第二，全球化与网络技术加速了政治与社会风潮的传播。世界各大陆都存在各种民主形式，除了“老西方”外，比如巴西、印度、南非等都是民主国家，而阿拉伯世界曾是仅存的尚未受到民主趋势影响的地区。这次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反映了全球化新形势下外部世界利用网络技术对该地区施加深刻影响，以及该地区内部相互影响的重要特点。
欧洲及全球经验表明，后革命进程不会平稳，特别是北非中东当地缺乏新政治架构和民主文化的基础。此番北非中东变局后这些阿拉伯国家究竟形成何种政治体制尚不明确，但可能选择的模式无外乎：逐步推动宪法改革的现代君主制，冷战后中欧实行的功能民主模式，乌克兰实行的非功能民主模式，20世纪土耳其实行的军人统治模式，伊朗那样的伊斯兰化模式，以及像索马里那样陷入内战、混乱的失败国家情景等。
二、现在要说的话，为时过早
有人曾问周恩来总理对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怎么看，周总理回答“现在要说的话，为时过早”。爱认为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目前对此次北非中东变局的判断。如果仅做初步推断的话，此次变化的对外影响与政治意义可能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阿拉伯世界变局可能产生一定溢出效应，主要集中在前苏联及其势力范围地区。俄罗斯的现有体制短期内因石油价格上涨得到了强化，但其2012年总统大选存在不确定性，这也将极大影响到俄罗斯未来的发展。哈萨克斯坦与亚美尼亚的总统权威都在受到挑战。克罗地亚虽然被认为属于下一批可能加入欧盟的国家，但其国内腐败以及激发的民众抗议，使得该国加入欧盟的谈判处于危险之中。
第二，欧盟需要更具战略眼光的统一对外政策。德国在安理会会议表决时对1973号决议投了弃权票。德国认为，没有成功的机会和道德正当性就不能采取干涉行为。但是德国的举动受到了欧盟内部的批评，因为德国的弃权反映出的是欧盟的分歧。欧盟看到北非中东国家内延续几十年的统治现在被一种没有预见到的结果推翻了，这表明支持阿拉伯威权体制的政策最终不符合欧盟的利益。欧盟需要形成一种更具战略眼光的统一对外政策，需要更加坚定地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民主改革，提供贸易、援助、签证、移民等有条件的激励措施。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可能要花10年以上的时间才能成为重要的国际社会政策制定者。
第三，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是国际安全秩序在积极转变的信号。爱认为，安理会决议在“人的安全”、“保护责任”的名义下对建立“禁飞区”等军事行动进行了授权，这看上去是一些新原则使得有限军事干预正当化。不像1999年的科索沃，中俄此次没有对安理会决议进行否决，这意味着主要大国间某种重要的一致趋势。现在的世界格局已不同于二战后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旧格局，新兴力量在快速上升，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明显。没有中国等新兴力量的参与，全球治理几乎是一句空话。但是，虽然金砖五国是一支重要的国际力量，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出强烈的进取心，但这种事实并不表明这些国家已经学会很好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安理会1973号决议表明世界上主要力量能相互协调、达成一个意向来解决实际问题，这是世界多极化与多边化的体现，是新兴力量与西方世界有效合作的体现。
（杨海峰供稿）
